老式铁窗户的玻璃用什么固定

妥善处理好民族、宗教关系，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传播蔓延。

政府是公权力，是公权力的核心。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有人说他是中国法学的精神引路人，也有人评价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激进老头儿，了解他的学者赞誉说，江平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本文原载：人民论坛 记者 刘赫 进入 江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建设 。考虑现实生活中的需要非常迫切，《合同法》排在第一个，并于1999年3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投票表决顺利通过。一部法律创设一个崭新的制度，一个崭新的制度启动了崭新的实践。但写明并不代表着全都实现，真正实现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行政诉讼法》：民可告官，一部法律开创改革道路 在原民法典起草人陶希晋的建议下，由我担任行政法研究小组组长。

经过专家们讨论一致认为此次民法典的起草应该采取分步单行立法，然后汇总为法典的做法。中国的民法第一次恢复了它的私法性质。这主要表现为：法治的保守性、确定性、规范性与改革的创新性、突破性、越轨性之间的矛盾。

我们的法治发展渗透着一种强烈的改革精神。在现代法治原则之下，依法办事是实现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手段和方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立法高潮。改革开放的有序推进，带动形成了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法治工作格局。

可以说，改革开放，不仅是我国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的重大转折，也相应是法治建设的转折点：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提出与起步，意味着以大规模立法为先导的法制的恢复与重建的开始。没有健全的法治，改革将缺乏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外部秩序，改革的经验和成果也难以得到巩固和确认。

法治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与稳定的社会控制性之间的矛盾，以及法治所内涵的社会公平正义与改革发展所要求的经济效率优先的价值准则之间的矛盾，等等。这种认识误区常常使得一些人打着改革创新的旗号，理直气壮地绕开法治、背离法治。如果确实要突破或变通宪法和法律规定，应事先获得权力机关的特别授权或专门授权，以便为改革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和依据。由此，也就造成了全社会的规则意识欠缺、法治意识淡薄。

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与已进入现代化成熟与稳定发展时期的西方国家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语。从法理上说，改革与法治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偏离法治轨道大搞短、平、快的改革，甚至是公然进行违宪改革或违法改革，必然会遭到社会各界的诟病指责，也必然会使改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遭受到严峻挑战和普遍怀疑，自然也会加大改革的风险与阻力。相形之下，法治是要对一种稳定、成熟的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化、确定性、权威性和可预期的调整。

改革与发展也将成为痴人说梦、可望不可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的全面深化需要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

正因为此，一些领导干部认为改革与法治二者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要改革创新、跨越发展就不能讲法治。可以说，不论是改革的受益者还是被边缘化者，不管是改革者还是被改革者，多由于自身经历和社会经验缺少对法律的敬畏，缺乏对法治权威的足够尊重。

其次，改革要尽量避免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直接冲突。其实，这是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一种片面理解。  改革与法治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都将是中国社会的常态主题。当务之急，我们要坚决摒弃关于法治的可有可无的虚无主义态度，务必认识到只有在一个法治昌明的社会，才有可能做到各项改革事业的全面、有序和可持续发展。在现代法治视角之下，法是一种符合正义标准和客观规律的行为规则。对于已经被实践验证的成功的改革经验与成果也要及时通过创制新法确定下来。

我们需要正视法治所处的当下的客观历史环境，理性认识法治对于改革与发展的贡献与不足。没有法治保障的改革如同脱轨的火车，可能欲速则不达，最终可能不是有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却可能以改革之名破坏改革事业。

它能够以政策的灵活性、见效快、针对性强等特点及时回应改革事业的各项要求。但是，毋庸置疑，政策推动型改革容易蜕变为主要依据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来推动改革。

故此，必须牢记，要把改革的速度和力度与民众的可理解程度、社会秩序的可承受度结合起来，把改革的路径和手段与法治的限度和底线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改革与创新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同时，法治也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改革的需要。

换言之，法治的特点是定，是要把某种社会关系用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也是造成一些地方的改革新官不理旧账人走政息，改革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原因。改革的特点是变，是对既有制度和现实状态的一种改变。还有人鼓吹改革要上，法律就要让，要超常规发展就要突破法治。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长期以来，我国常常是以政策而非法律来推动改革的进程。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伴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进行。

就此，有人说，改革就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实践当中，改革的任务常常就是法治的任务，改革的难点通常也是法治的难点。

社会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紊乱局面，社会公平正义无法实现。故此，在实践中要充分重视法治之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升法治权威，充分认识法治的主导型功能，强化法治发展的动力。

脱离法治、急功近利地谋求改革与发展，尽管可能得到暂时、立竿见影的好处，但只能适应一时一地，无法长远、难以持续。改革的进程也主要仰仗于领导人的个人智慧及其对特定改革事项的关注程度，改革的目标实现必然也充满了各种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在我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之时，在还没有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化之前，改革与法治之间的目标冲突与矛盾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存在。法治底线一旦被突破，就有可能导致国家解决社会纠纷正式机制的失灵或失效。

再次，对于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改革行为，对于打着改革的大旗破坏法治的行为，应予以及时纠正和阻止。法治与改革的内在冲突、法治之于改革的从属性与工具性，以及法治所调整之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动等因素，都会使得当代中国法治将不可避免地带上各种各样的缺陷与不足。

显然，法治与改革之间必然存在定与变的矛盾。这种政策推动型改革在法治基础贫乏、法律体系尚不完备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

  改革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改革，本意是改变打破和革除，指的是改革和突破旧制度和旧事物，最大限度解放人们的思想和生产力。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了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